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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建设健康中国缘何成为“生活方式的革命”？******

　　中新社北京10月13日电题：建设健康中国缘何成为“生活方式的革命”？

　　——专访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

　　中新社记者李纯

　　晚餐要吃得清淡、摄入优质蛋白、聚会相约“吃草”，合理膳食成为当代人制定食谱的重要标准；早睡早起不熬夜，年轻人更注重养生，努力摆脱“亚健康”状态；一波波运动“时尚”兴起，保持体育锻炼成为健康生活的“必修课”……

　　当下中国，“健康”成为社会发展、大众生活的流行语。从“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的奋斗追求到从吃得饱、吃得好向吃得营养、吃得健康的历史转变，折射的不仅仅是健康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全民健康已然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重要论述，赢得了全社会的共鸣。

　　于国于民，健康所处的地位正变得愈加重要。过去十年，健康中国已上升到国家战略，成为崭新的治国理念。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启动健康中国行动不亚于“一次健康革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2019年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2022年10月4日，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洺洲太极拳社开展“秀太极迎重阳”活动。中新社发胡高雷摄图片来源：CNSphoto

　　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指引下，毛群安指出，过去十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快速发展，国人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

　　这一“快速提升”直接体现在一连串数字上：十年来，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4.8岁增长至78.2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8.8%提高到25.4%，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占比达到37.2%……数据显示，中国的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健康中国行动确定的2022年目标主要指标都已经提前实现，这要归功于健康促进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毛群安指出，回顾十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进步，健康促进制度体系的效用越来越明显。

　　在此基础上，今年春季，《“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出台，该规划首次将健康预期寿命作为指标，不仅关注人均预期寿命本身，更体现对改善人群健康状况的重视。

　　更为深层次的健康促进在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如今已被视为打开健康之门的“金钥匙”。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是一次健康革命，是生活方式的革命。”毛群安指出，针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每个人都能够及时获取有关健康的信息与服务，并借此改善自身健康状况，这便是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目的之一。(完)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右)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蒋启明摄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健康促进工作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就？过去十年间，中国人在哪些方面变得更健康了？

　　毛群安：回顾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健康促进工作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国家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19年启动健康中国行动，构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组织体系，即以国务院分管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并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了15个专项行动工作组。

　　党和政府领导、各部门共同参与、全社会广泛动员、每个人践行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在全社会的氛围日益浓厚。

　　根据我们对健康中国行动的评估，广大公众的健康水平得到快速提升。用国际组织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人群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来评估，目前中国居民的健康状况已经处在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健康绩效是明显的。

　　健康中国行动确定的2022年目标主要指标都已经提前实现，这要归功于健康促进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回顾这十年来的进步，国人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健康促进制度体系的效用越来越明显。

　　中新社记者：《“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已经出台，立足于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背后的依据是什么？如何真正做到惠及全人群、覆盖全生命周期？实现健康中国，还有哪些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亟待解决？

　　毛群安：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细化明确了“十四五”期间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和任务。

　　首先要构建一个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筑牢维护公众健康的保护网。同时要在公共卫生网络建设的过程中，突出明确各方面的责任与义务。

　　二是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解决重大慢性疾病对人群健康带来的影响，需要从生活方式入手，更加完善健康促进体系。

　　三是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优化医疗服务，让老百姓得病后能够及时接受救治，看病更加便捷舒心。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首次把健康预期寿命作为一个指标，说明我们不仅要观察预期寿命的长度，还希望人群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这也是“十四五”时期要着力实现的目标。

2022年8月28日，江苏泰州，青少年在东环高架体育公园内健身。泱波摄

　　中新社记者：提到健康，我们总会关注“一老一小”。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对健康服务的需求还会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应如何加速配套措施的建设，让经济社会发展尽快适应这一趋势？

　　毛群安：健康中国战略的根本目标是全民健康，即每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都能保持理想的健康状态。照此标准，我国目前为民众提供的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还有一些不充分不平衡，其中对于老年人群的健康服务较为明显。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我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建立一套适合老年人需要的医疗卫生健康服务。这个体系的建设是“十四五”期间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要从预防、治疗、康复、长期护理等不同方面发力，让老年人不仅能够延长寿命，而且能够保持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为此，医疗卫生和健康行业做出了具体规划。比如，要求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针对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还有积极推动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性建设，加大老年护理人才培训工作等等。

　　中新社记者：说完“老”，我们再说“小”。妇幼健康促进行动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我国婴儿死亡率要分别降至7.5‰以下和5‰以下。随着中国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在此背景下，妇幼保健工作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毛群安：婴幼儿死亡率，之所以把它用作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人群健康的重要指标，是因为这个指标的变化不仅代表婴幼儿的健康状况，也是整个国家和地区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

　　目前我国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已经实现了规划的目标，但是要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继续把指标往下降，难度是非常大的。因此要把重点放在目前孕产妇和婴幼儿可能发生的高危环节上。

　　针对近些年特别是国家出台“二孩”“三孩”政策之后的高龄产妇增加，实施母婴安全五项制度，为保障母婴安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对每一位孕产妇进行妊娠风险评估，按照风险程度实行绿、黄、橙、红、紫5色管理。对妊娠风险分级为橙、红、紫色的高危孕产妇严格实行专案管理，保证专人专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管、集中救治，确保做到“发现一例、登记一例、报告一例、管理一例、救治一例”。特别是“三孩”政策实施后，我们制定了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和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形成“两提升、一促进”的政策措施。

　　接下来还会针对各地在孕产妇、婴幼儿保健方面的短板弱项，通过对口支援方式、针对性措施，提升妇幼保健专业团队的力量和水平。

　　中新社记者：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群众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传染病防控体系的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传染病防控体系经历了怎样的建设和发展？今后疾控体系还需要如何发展？

　　毛群安：通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能力和过去的能力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共卫生体系得到了锤炼，公共卫生队伍经得起考验。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些短板弱项，例如基层的防控能力、应急统筹指挥体系上还有漏洞等。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做出了改革疾控体系的重大决策，组建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重大疾病的防控，要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针对短板弱项采取强有力措施，例如早期预警机制的建立。中国正在研究建立多点触发的预警机制，及时获取各方面信息，判断风险点。

　　再如，中国正在全国遴选一些重大传染病救治基地、卫生应急基地，按照不同区域布局。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首先在一个地域就能够形成有效的指挥体系。相应的设备条件、物资准备、人员能力准备，也都是疾控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

　　中新社记者：随着人们对体育锻炼的重视不断加深，五花八门的体育运动方式层出不穷，比如说年轻人喜欢玩的飞盘、跟着网红跳操、野外露营活动等，引领了一波体育运动的“时尚”。对于这种运动“时尚”，您怎么看？应如何正确引导民众参加体育锻炼？

　　毛群安：健身运动和健康的关系非常密切。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促进、对公众宣传，大家的健身意识更强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体育锻炼活动。

　　从评估情况看，要动员更多的人参与运动健身，还有很大的潜力。目前青少年和职业人群的运动量还不够，我们在会同体育部门为大家创造条件，希望更多的人真正动起来。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当运动造成的伤害增加。这提示我们要科学运动，对运动进行指导。我们提出“体医融合”，希望通过体育健身和医疗卫生两个专业的融合，让民众既能健身，又能防止运动不当造成的伤害。

　　当然，有一些新颖的活动方式，增加了运动的乐趣。我们鼓励创造一些新颖的运动方式，前提是注意运动安全。

2022年8月6日，首届中国飞盘联赛的首站比赛在西安启幕。赛场上，运动员在烈日下，奋力奔跑、追逐，飞盘在蓝天碧草间划出一道道极具动感的弧线。张一辰摄

　　中新社记者：我国正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您之前也说过，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看作一场“健康革命”，为什么要上升到这个高度？在今天中国不断向前发展迈进的过程中，健康处于怎样的地位？

　　毛群安：卫生健康事业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同国家整体战略紧密衔接，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抗疫实践证明，只有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才能实现健康和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

　　当前，面对多重疾病威胁和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启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活动，从短期看，有助于从源头降低疾病传播风险，助力常态化疫情防控。从长远看，有利于群众形成主动健康观念，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所以说这是一场新时代的健康革命。

　　中新社记者：现在很多人面临“亚健康”问题，像腰椎颈椎疼痛、失眠、肥胖等等。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想摆脱这种“亚健康”的状态，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毛群安：有的人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症状，这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

　　运动不足、过度摄入高热量食物、不注意休息，这些因素会导致健康状况恶化。监测发现，像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年龄在提前。这是因为没有从生活方式这个环节将慢病的进程延缓，反而加剧了。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是一次“健康革命”，是生活方式的革命。希望现在的职业人群反思生活方式有没有问题，有哪些突出的问题，要下决心改变。希望每个人针对自身的健康状况，能够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和服务，运用这些知识、服务来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这就是“健康素养水平”。这个素养不是“知不知道”，而是“做没做到”。

　　中新社记者：为加快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动员全社会落实预防为主方针，中国提出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目前，健康中国行动进展如何？能否实现总体目标中有关2022年的各项目标？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毛群安：2019年国务院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各成员单位持续完善健康中国行动政策机制，加大健康影响因素干预，宣传健康生活理念。

　　经过三年的努力，各部门协同联动格局初步形成，健康中国行动品牌效应逐步凸显，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当前，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25.4%，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健康中国行动2022年主要目标提前实现，健康中国建设开局起步良好、进展顺利。

　　下一步，我们将在健全推进协调机制、强化宣传发动、加强监测考核等方面继续下功夫，早日全面实现健康中国行动2030年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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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瓷出身的“猛子政委”黄火星中将******

　　黄火星，江西省乐安县人，1909年7月出生，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身经百战、赤胆忠心，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共和国首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是军事检察事业的开创者。

　　在反抗压迫中接受进步思想。1916年，因中原军阀混战和连年天灾，年仅7岁的黄火星就不得不同父母一起逃难至江西。为了拿钱给中途病逝的母亲安葬，他被卖给了当地陶瓷厂黄姓工人为子，并在陶瓷厂当学徒。1929年初，黄火星与共产党人余金德等人结为好友，在他们的教育和启发之下，黄火星开始接受进步思想，认识到自己被工厂资本家剥削的现实，开始反抗工厂老板的压榨。同年端午节，黄火星参加了党领导和发动的雄黄酒罢工运动。罢工运动在景德镇持续了一个多月，黄火星始终坚持在斗争一线，积极联合工友一起向反动政府施压，最后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工人，并答应了为工人们改善伙食的要求。罢工运动的胜利让黄火星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并极大鼓舞了他参加革命的斗志。

　　1930年7月，红军第二次占领景德镇，并成立了市总工会，黄火星被任命为市总工会青年部宣传员。他积极向当地百姓宣传红军的政策，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激励大家踊跃参加红军。红军撤离景德镇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在景德镇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黄火星便随市总工会纠察队转移到乐平众埠街，加入了浮梁游击大队，担任宣传员兼司务长，后来被派往赣东北特区葛源军政学校学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成长为“猛子政委”。军政学校毕业后，黄火星先后担任江西弋阳第四游击队政治委员、贵余万游击纵队俱乐部主任和赤色警卫师第1团团委书记等职。1932年5月，赤警师在发动地方暴动中失利，部队被打散，第1团团长和政委与部队失去了联系。黄火星毅然担起了收拢部队的任务，带领身边的几个战士四处打听，寻找失踪的战友，先后收拢了200余人并将他们送到信江北岸。随后，这支队伍被命名为红军独立第10团，黄火星担任政治委员。在此期间，黄火星带领部队积极与国民党军队开展游击斗争，巧妙利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对国民党部队进行打击和袭扰，并截获了大量军火和物资，部队装备得到改善，队伍不断壮大。

　　翌年1月，黄火星被任命为红11军第33师第95团政治委员，并参加中央苏区实施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红11军所担负的任务是伪装成中央红军主力，从新丰渡过抚河进入黎川，吸引并牵制国民党军第36师主力。在战斗过程中，黄火星身先士卒，带领部队猛冲猛杀，就像一台战斗机器，只要号角声一响，他立刻带着部队上前厮杀，战友们互相调侃：“这哪里是个火星，这分明是个猛子嘛！”于是“猛子政委”的称号就在部队里流传开了。

　　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卢沟桥事变后，全国进入了全民族抗战阶段。黄火星所在的闽西南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黄火星担任支队第3团团长。他积极带领部队在横山、小丹阳地区开展抗日斗争，但条件十分艰苦，部队十分缺少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在一场战斗中，每个战士平均只能领到3发子弹，子弹打完了就只能和敌人肉搏拼刺刀。面对严峻的现实困难，黄火星不等不靠，带领部队自力更生，积极从敌人手里夺取物资和装备。在一次侦察中，黄火星发现安徽当涂至芜湖之间的日本军列时常会运输大量装备和物资。他便率领部队袭击了一辆军列，击毙了数十名押运的日本兵，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毛毯和大衣，部队装备和给养得到很大改善。

　　1938年8月，日伪军在小丹阳地区为非作歹，抢劫村庄，残害百姓。黄火星听闻后，率部对日伪军进行袭击，毙伤340余名敌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为当地百姓出了一口恶气。1938年冬天，驻守南京的日军联队长凤山少佐集合了2000多名日伪军，将根据地进行四面合围，并对横山东北部的龙王山进行猛烈攻击，妄图一举消灭黄火星部。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黄火星决定采取内外夹击的战法来对付日伪军的“扫荡”。他预先将两支队伍派到包围圈外作战，自己带领两个连队防守龙王山351高地。他率部在龙王山构筑了战壕、沟壑等掩体，利用树林、灌木作掩护，在外围两支队伍配合下，连续数次击退日伪军的疯狂进攻。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黄火星部共击毙200余日伪军，缴获100多支步枪、4挺轻机枪，反“扫荡”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军事检察事业中坚守原则。1955年5月，中央决定建立军事检察院，黄火星被任命为军事检察院筹建工作负责人。面对我军历史上和新中国检察史上的全新任务，黄火星将这个任务作为自己的全新挑战。军事检察工作是个全新事物，对一个长年带兵打仗的军人来说，更是毫无经验，一切都要从零做起。黄火星迎难而上，不懂法律就报名接受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函授教育，一有时间就去学习法律知识。工作中，他会随身携带一个公文包，将法律学习资料和工作文件装在里面，走到哪里闲下来就开始学习，以便自己能尽快掌握法律体系。在政策制定和人员调配上，他都事必躬亲，经常与工作人员谈论交流，虚心听取法律专业人员的意见建议。在他的各方协调和领导下，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的筹备，就在全军各级建立起了军事检察机构并逐步走向成熟。在军事检察工作中，他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落实中央对肃反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坚决做到“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全国开展反右斗争活动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抵制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做法。1971年4月27日，黄火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61岁。（赵珠颜）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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